剑尘—天下贰—2是一种美德

中国的大国之路：一场未完成的革命
周庆安

如果说在半年之前，“国际体系”和“中国”还是两个相对孤立的名词，那么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和2008年的过去，几乎没有人再谈“将中国拉入国际体系”的命题，而代之以“中国会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”。

这至少说明一个道理，那就是一个国家是否崛起和为世界体系所接纳，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是由这个国家的主观意愿决定的，而与时代环境有更加直接的关系。因 此美国史学家德瑞特·李波厄特在《五十年伤痕》中不无感慨地说：“历史可以在它的臣民身上留下标签，比如‘政治家’、‘保守人物’或者‘幻想家’，但是常 常没有强调最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‘他的时代的产物’。”

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要用简单的一个形容词描绘2008年的中国是极其困难 的。因为在这一年中，中国的软实力资源的展示变得空前丰富。我们可以自豪地列举在2008年中国所取得的经济、文化和社会发展成就。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向 我们展示了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中中国的华丽贡献。但是从国际话语体系中看，成就不是全部。世界更关心中国外交官在朝核六方会谈上都说了什么、中国护航舰队在 亚丁湾都做了什么、中国经纪人在国际债券市场上都买了什么。国际话语权往往由实力和贡献共同构成，而实力本身往往既是贡献的基础，又是贡献的推手。

这一年中，更令人感到困难的是，我们用什么样的面孔来描绘这一年的中国人。这恰恰意味着，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在日渐多元化。从雨雪冰冻灾害中的寻亲人到汶 川地震的志愿者，再到奥运会上的运动员，或者金融危机中的农民工……多元化的国家形象，其实本质上彰显的是国家发展主体的多元性，以及公众意志的成熟。而 这种力量投射到国际舞台上，会从影子的积累产生根本的形象转变。一个成熟的国家，本来就可以拥有多元的标志面孔。

2008年给我 们的感触还远不止这些。一个民族国家是否能够真正获取国际话语权，不仅仅取决于它在全球性的发展中是否能够具备一定的发展速度，更取决于这个民族国家在全 球性危机中是否能够得以生存。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催生的全球性经济衰退，给了中国一个检验并检讨自己的机会，也给了世界一个对中国的新的期待。人们 毫不质疑中国在过去30年中取得的成就，但是这种成就是否能具有持续性，却成为国际观察家们争论的焦点。应该说，这场经济危机还将在2009年给世界各国 （包括中国）提出更大的挑战。

因此，2008年中国所遭遇的自然危机、国际危机、媒介事件和政治事件，都可以说是中国外交政策形 成的历史环境。从根本上说，2008年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以一种确定性存在和发展，但是作为一个新兴大国，全球化消解了世界通往中国的物理距离，但还没有 消解心理距离。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才更需要一个相对从容和活跃的语境。例如，今年中美元首之间三度会面，奥运会成为精英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共同舞台，再如， 时隔十年后，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日本。在2008年5月，胡锦涛主席对日本的“暖春之旅”虽只有五天，但却出席了55场活动。甚至在汶川地震这样的人间 惨剧发生后，来自韩国、日本、俄罗斯的政府和民间救援，都能令我们看到民族之间互动的温情。

在今天的世界上，每一个古老民族都怀 着文明复兴的梦想，也都存在文明复兴的可能。但是要实现这种复兴，根本上要建立一套能够适配于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和责任体系，这既依赖于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 发展，同时也依靠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的互动。从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佐立克提出的“责任攸关方”，到2008年世界对于中国的重新认知，当我们在简单描绘国际 责任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在完整地解释这个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理由。这种解释，我们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，还将继续进行下去。

1948年12月30日，也就是整整60年前。毛泽东在给新华社撰写的社论中，用了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作为标题。虽然逢五逢十的回溯 和怀念，其实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习惯。但是在整整一个甲子之后，当我们回首“革命”这个20世纪最流行的历史词汇时，肉体的革命已经远去，但思想似 乎还未远去。